火车窗外是茫茫的大戈壁，没有山，没有水，也没有人烟。天和地的界限也并不那么清晰，都是浑黄一体。

从哪儿看得出列车在前进呢？

那就是沿着铁路线的一行白杨树。每隔几秒钟，窗外就飞快地闪过一个高大挺秀的身影。

一位旅客正望着这些戈壁滩上的卫士出神。

“爸爸，”大孩子摇着他的腿，“你看那树多高！”

爸爸并没有从沉思中回过头来，倒是旁边的妹妹插嘴了：“不，那不是树，那是大伞。”

“哪有这么大的伞！”

“你看它多直！”妹妹分辩着。

“它是树，不是伞！”哥哥肯定地说。

小小的争论打断了爸爸的思路，他微笑着，慢慢地抚摸孩子们的头，说：“这不是伞，是白杨树。”

哥哥还不满足：“为什么它这么直，长得这么大？”

爸爸的微笑消失了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对儿子和小女儿说：“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。哪儿需要它，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，长出粗壮的枝干。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，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，它总是那么直，那么坚强，不软弱，也不动摇。”

爸爸只是向孩子们介绍白杨树吗？不是的，他也在表白着自己的心。而这，孩子们还不能理解。

他们只知道爸爸在新疆工作，妈妈也在新疆工作。他们只知道爸爸这回到奶奶家来，接他们到新疆去念小学，将来再念中学。他们只知道新疆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要坐几天火车，还要坐几天汽车。

孩子们多了一点知识。在通向新疆的路上，有许许多多白杨树。这儿需要它们，它们就在这儿生根了。

爸爸搂着孩子，望着窗外闪过去的白杨树，又陷入沉思。突然，他的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微笑，那是因为他看见火车前进方向的右面，在一棵高大的白杨树身边，几棵小树正迎着风沙成长起来。

本文主要运用了借物喻人、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。

黄河滚滚。即使这儿只是上游，还没有具有一泻千里的规模,但它那万马奔腾、浊浪排空的气概，完全足以使人胆惊心惊。

大水车在河边缓缓地转动着，从滔滔激流里吞下一木罐一木罐的黄水，倾注进木槽，流到渠道里去。这是兰州特有的大水车，也只有这种比二层楼房还高的大水车，才能同面前滚滚大河相称。像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磁力似的，岸上人的眼光被河心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什了。那是什么，正在汹涌的激流里鼓浪前进?从岸上远远望占，那么小，那么轻，浮在水面上，好像只要一个小小的浪头，就能把它整个儿吞噬了。啊，请你再定睛瞧一瞧吧，那上面还有人哩。不只一个，还有一个……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一共六个人!这六个人，就如在湍急的黄河上贴着水面漂浮。这就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!羊皮筏子，过去是听说过的。但是在亲眼看到它之前，想象里的形象，总好像是风平浪静时的小艇，决没有想到是乘风破浪的轻骑。十只到十二只羊的体积吧，总共能有多大呢?上面却有五位乘客和一位艄公，而且在五位乘客身边，还堆着两只装得满满的麻袋。岸上看的人不免提心吊胆，皮筏上的乘客却从容地在谈笑，向岸上指点什么，那神情，就如同坐的大城市的公共汽车里浏览窗外的新建筑。而那位艄公，就比较沉着，他目不转睛地撑着篙，小心地注视着水势，大胆地破浪前行。据坐过羊皮筏子的人说，第一次尝试，重要的就是小心和大胆。坐在吹满了气的羊皮上，紧贴着脚就是深不见底的黄水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，是连眼睛也不敢睁一睁的。但是，如果只凭冲劲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随便往羊皮筏上一蹲，那也会出大乱子。兰州的同志说，多坐坐羊皮筏子，可以锻炼意志、毅力和细心。可惜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，这种锻炼的机会已经不十分多了。眼前这只筏子，大约是雁滩公社的，你看它马不停蹄，顺流直下，像一支箭似的直射向雁滩。然而，羊皮筏上的艄公，应该是更值得景仰和赞颂的。他站在那小小的筏子上，身后是几个乘客的安全，面前是险恶的黄河风浪。手里呢，只有那么一根不粗不细的篙子。就凭他的勇敢和智慧，镇静和机智，就凭他的经验和判断，使得这小小的筏子战胜了惊涛骇浪，化险为夷，在滚滚黄河上如履平地，成为黄河的主人。你看，雁滩近了，近了，筏子在激流上奔跑得更加轻快，更加安详。——以选自苏教版语文课本第23课，文字稍有改动。

任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主任，主持党报的文艺宣传工作。在他的主持之下，《人民日报》的文艺评论、副刊、美术作品等版面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为新时期文艺的发展与繁荣，起了鼓与呼的作用。《人民日报》文艺版还配合文艺界开展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，为那些蒙冤的作家与作品平反。

他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书记处书记、主席团委员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、中华诗词学会理事，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儿童文学》、《报告文学》编委，《散文世界》主编，《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评审委员会主任等职位。主编过《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》(八卷)和《新文学大系(1949—1976年)散文卷》等选集。

1987年从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主任职位上离休后，继续从事编刊物、编书和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工作。曾获得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“领袖之星”勋章。

1957年，发生了“左叶事件”，《人民日报》的编辑记者也想在自己的报纸上对这一事件予以回应。袁鹰写了一篇题为《要学会尊重人》的短杂文，迅速在5月10日见报，袁鹰先生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：“只因为由这个‘事件’而起，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，不过发表以后，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”（袁鹰《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》）。

不久，上面为“左叶事件”定了性：“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，借以发动反对人民、反对社会主义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”，此后，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，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。所幸《人民日报》的袁水拍、方成、袁鹰没有因此打成右派，但也写了书面检查。

在《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》中，袁鹰先生写道：“事过三十余年，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，都成了明日黄花。前几天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，都不禁哑然失笑。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，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。”他还对左叶表达歉意说：“就我个人来说，虽然‘文革’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，作为‘一贯反党’的一个罪证，但是冷静想想，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。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态度，口气生硬，用词尖刻，作为杂文，都是不足为训的。……至今想起来，仍觉戚戚于怀，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。”

袁鹰：70年的文学情缘。袁鹰，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。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业余创作。担任过《人民文学》《儿童文学》编委、《散文世界》主编、《人民日报》高级编辑、中国作家协会名誉理事。